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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esler, Martin. “Student Data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University: GDPR and China's PIPL Compared.” In Martin Woesler (ed.),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I, Sustainability, and Digital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26, pp. 38-57. DOI: 10.12906/9783865154392_003.
Whole book:
Woesler, Martin (ed.).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I, Sustainability, and Digital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26. ISBN 978-3-86515-439-2. DOI: 10.12906/9783865154392.
Martin Woesler
Martin Woesler
湖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学生数据量——从学习管理系统交互和评估记录到生物特征监考数据和预测分析档案。当今世界上两种最具影响力的数据保护制度规范着大学收集、处理和传输这些数据的方式：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2018年生效）和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2021年生效）。尽管表面上存在相似之处——两者都确立了个人对个人数据的权利，两者都对违规行为处以重大处罚，两者都限制了跨境数据传输——这两个制度反映了根本不同的哲学取向：个人自治与国家主权。本文对GDPR和PIPL在高等教育具体背景下的应用进行了系统比较。基于执法数据（显示欧盟数据保护机构已对教育机构开出270张罚单，总额超过2930万欧元）以及记录81%英国大学未能达到GDPR合规标准的研究，我们证明两个体系在实践中都未能实现令人满意的数据保护。我们考察了学习分析、人工智能驱动的评估、跨境学生招生以及中欧联合学术项目这四个监管框架面临最严峻考验的领域。我们认为，在两个管辖区同时运营的大学面临着当前指导未能充分解决的双重合规挑战，并提出了应对这些重叠义务的框架。
关键词：GDPR、PIPL、学生数据保护、学习分析、高等教育、跨境数据流、隐私、欧中比较、教育中的人工智能
数字化大学本质上是一个数据生成机构。学生与学习管理系统的每一次交互、向自动评分平台的每一次提交、每一次校园网络登录以及与自适应学习工具的每一次互动都会产生被收集、存储、分析并越来越多地跨机构和国界共享的数据。新冠疫情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进程：向在线和混合学习的快速转变使十年前难以想象的数据流收集正常化，包括远程监考系统的网络摄像头录像、用于身份验证的按键动态，以及跟踪学生与课程材料互动频率和时长的参与度指标。
两种综合性数据保护制度现在规范着大学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完全生效，建立了世界上首个全面的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对处理学生数据的教育机构具有特定影响。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起生效，创建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GDPR结构相似的平行框架，但反映了关于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不同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合作的大学——联合学位项目、学生交换、合作研究、跨境招生——这两种制度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双重合规挑战。招收中国学生的欧洲大学必须遵守PIPL关于处理中国居民个人信息的要求；参加Erasmus+合作项目的中国大学必须了解可能适用于欧洲学生数据的GDPR义务。然而，两个体系恰恰在合规挑战最为尖锐的地方出现分歧：在跨境数据传输、同意要求、执法机制以及未成年人的处理方面。
本文对GDPR和PIPL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系统比较，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第一，每个框架如何规范大学的核心数据处理活动——入学、评估、分析和沟通？第二，两个体系在哲学基础和实际要求方面在何处趋同，在何处分歧？第三，同时在两种制度下运营的机构面临哪些具体挑战？第四，大学可以采取哪些实际策略来实现对两个框架的有效合规？
GDPR（第2016/679号条例）提供了六种处理个人数据的合法基础，其中三种与大学最为相关：同意（第6条第1款第(a)项）、合同履行（第6条第1款第(b)项）和正当利益（第6条第1款第(f)项）。欧洲大学通常依赖这些基础的组合。入学和学术管理通常以合同必要性为基础处理——学生已与机构签订了教育合同。涉及学生数据的研究可以依赖正当利益，或在涉及敏感数据类别时依赖明确同意。
这些法律基础在学习分析中的应用被证明特别有争议。Liu和Khalil（2023）在对发表于主要教育技术期刊的47项研究的系统综述中，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紧张关系：GDPR的目的限制原则——为一个目的收集的数据不应在没有额外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被再利用——与学习分析开放式、探索性的本质之间存在矛盾，在学习分析中，数据的价值往往只在收集时未预见到的分析中才显现出来。Prinsloo、Slade和Khalil（2022）从批判性数据研究的角度论证，纯技术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意味着有意义的同意往往是虚幻的，特别是当学生觉得如果拒绝数据收集就会产生学术后果时。
GDPR在教育领域的执法虽不均衡但日益显著。根据CMS 2024/2025年GDPR执法追踪报告，25个欧盟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构已对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开出总计270张罚单，金额超过2930万欧元。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在缺乏充分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进行处理（90张罚单）以及技术和组织保护措施不足（76张罚单）（CMS 2025）。
对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个案是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2021年对博科尼大学（Bocconi University）的决定，该决定因使用Respondus远程考试监考软件而处以20万欧元罚款。该机构发现大学未能获得有效同意、未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未就数据处理提供充分透明度，且缺乏处理生物特征数据的合法基础——这些违规行为共同说明了大学在部署具有监控特性的教育技术时面临的合规挑战（Garante 2021）。
然而，执法只反映了部分情况。咨询公司7DOTS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中检查了335所英国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发现GDPR标准的不合规率为81%。只有32%实施了同意管理平台，其中66%配置不正确（7DOTS 2024）。这些发现表明，教育部门的合规缺陷主要不是故意违规的问题，而是机构能力的问题：大学缺乏有效实施GDPR要求的资源、专业知识和组织结构。
大学面临的隐私挑战远远超出了学习管理系统的范畴。Giuffrida和Hall（2023）证明，高等教育中的技术整合在企业层面——机构数据系统、校园网络和行政平台——创造了与教学情境不同的隐私风险。Blackmon和Major（2023）在基于PRISMA方法的对技术增强课程中学生隐私观点的系统性综述中发现了重大的认知差距：学生往往不了解关于他们收集了哪些数据、如何使用以及他们拥有哪些权利。Kumi-Yeboah及其同事（2023）记录了不同学生群体对数据侵入的恐惧和焦虑，特别关注学习管理系统和社交媒体整合。这些发现共同表明，GDPR对知情同意的强调面临一个实际障碍：机构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此之大，以至于对于许多数据处理活动来说，真正的知情同意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生效，建立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GDPR结构平行的全面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域外适用范围、个人权利（访问、更正、删除、可携带性）、数据保护影响评估要求以及对违规行为的重大处罚——同时反映了根本不同的哲学承诺（Li和Chen 2024; Lim和Oh 2025）。
PIPL将"个人信息"广泛定义为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任何信息（第4条）。与GDPR类似，它建立了处理的合法基础——同意、合同必要性、法律义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以及对公开信息的合理处理（第13条）。然而，与GDPR不同的是，PIPL不包括"正当利益"作为独立的法律基础，使同意成为大多数教育情境中合法处理的主要机制（IAPP 2021; Zhu 2022）。
PIPL对未成年人的处理是其与GDPR最显著的分歧之一。第28条将所有14岁以下个人的个人信息归类为"敏感个人信息"，无论其性质如何，要求获得父母同意并进行单独的隐私影响评估。Zhang和Kollnig（2024）在发表于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的研究中追踪了逐步加强中国法律下儿童保护的五项立法发展，同时记录了法律要求与中国应用程序实际做法之间的重大差距。
对于大学而言，影响是间接但重要的。虽然大多数大学生超过14岁，但中学招生活动、面向未成年人的暑期项目以及双录取项目都涉及处理可能属于这一受保护类别的个人数据。在这一具体领域，PIPL的方法可以说比GDPR更为严格：GDPR将数字同意年龄设定为16岁（成员国可酌情降至13岁），但并不自动将未成年人的所有数据归类为敏感数据。
PIPL对跨境数据传输的要求是其对国际大学最具实际影响的条款之一。第38条建立了三种将个人信息传输到中国境外的机制：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组织的安全评估、从专门机构获得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或与境外接收者签订CAC制定的标准合同。2025年10月，CAC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个人信息跨境传输认证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完善了这一三支柱框架（CMS Law-Now 2025）。
此外，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处理超过1000万个人信息的组织指定数据安全负责人并进行定期审计（国务院 2024）。虽然单个大学很少达到这一门槛，但聚合的教育平台和国家学生信息系统经常达到。
对国际学术合作的实际影响是重大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法律总顾问办公室（2022）所指出的，只要机构从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公民那里获取入学申请、在中国开展招生活动、提供中国居民可访问的在线课程、使用中国居民数据进行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或与共享学生数据的中国学术机构合作，PIPL即被触发。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官员协会（AACRAO 2022）发布了针对招生和注册部门的具体合规指导，反映了人们日益认识到常规的国际学生招生现在同时承载着GDPR和PIPL下的数据保护义务。
GDPR和PIPL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其技术条款，而在于其哲学取向。GDPR源自个人权利保护的传统，根植于《欧洲人权公约》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其核心假设是个人数据保护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并经过比例审查后加以限制。Li和Chen（2024）在分析GDPR对中国数据保护法的"布鲁塞尔效应"时引入了"引力辅助"模型：虽然GDPR对PIPL的结构性影响显而易见，但中国的采纳不是趋同，而是对其独特政治、文化和法律背景的战略性适应。
相比之下，PIPL反映了Lim和Oh（2025）所描述的"国家主权"取向。该法律同时服务于多个目标：保护个人隐私固然是其中之一，但也包括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该法律的执法由CAC集中负责，CAC同时负责互联网审查、网络安全和数据治理——这种组合在GDPR对独立监管机构的要求下（第52条）是不允许的。
几个结构性差异对大学具有直接影响：
同意。GDPR认可六种处理的合法基础；PIPL缺乏"正当利益"基础使同意成为更核心的要素，特别是对于超出合同必要性的教育数据处理。PIPL还要求对跨境传输（第39条）和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第29条）获得单独同意。
处罚。GDPR的最高罚款为20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的4%，以较高者为准。PIPL对严重违规的最高罚款为5000万人民币（约640万欧元）或上一年度年收入的5%，另外还对责任个人追究个人责任——这一特征在GDPR中没有直接对应项（IAPP 2021; DataGuidance 2022）。
执法。GDPR的执法通过各国数据保护机构分散进行，并通过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协调。PIPL的执法由CAC集中负责，教育部对教育机构进行额外的行业特定监督。GDPR要求监管机构独立；PIPL没有施加此类要求。
跨境传输。GDPR允许向具有"充分"数据保护的国家传输（充分性决定），或通过标准合同条款（SCC）和具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BCR）传输。PIPL提供安全评估、标准合同和认证，但不采用充分性机制——没有数据可以自由流入的"安全"国家名单（Fernandez-Novel Escobar 2025）。
数据主体权利。两个框架提供了大致相似的个人权利：访问、更正、删除和可携带性。PIPL还赋予近亲属行使已故人员数据权利的权利——这一条款对管理已故学生记录的大学具有潜在相关性（DataGuidance 2022）。PIPL还包括对"敏感个人信息"的更广泛定义，除GDPR认可的类别外，还涵盖财务数据、位置数据和生物特征信息。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两个框架在重要方面趋同。两者都要求对高风险处理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两者都施加透明度义务，要求清晰、易于理解的隐私通知。两者都提供数据可携带性——以结构化、机器可读格式接收个人数据的权利。两者都确立了域外适用范围，适用于在其管辖区外处理其居民数据的实体。两者都对数据泄露通知提出了要求，但时限不同：GDPR为72小时（第33条），PIPL为未具体规定但应迅速的时间框架。
呈现出的模式是在原则层面趋同——两个体系都认可个人数据值得保护，个人应享有对其数据的权利，组织必须为其处理活动承担责任——但在实施、哲学论证和执法文化层面存在重大分歧。正如Solove（2022）所观察到的，PIPL常被描述为"中国的GDPR"，但这种描述模糊了对在两种制度下运营的组织具有直接实际后果的重要结构性差异。
学习分析是数据保护与教育创新之间张力最为尖锐的领域。大学越来越多地部署预测分析系统，利用历史学生数据来识别有失败风险的学生、推荐干预措施和个性化学习路径。这些系统需要处理大量学生数据——通常从多个来源聚合并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析——这对GDPR和PIPL的基本原则都构成挑战。
在GDPR下，学习分析系统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目的限制（第5条第1款第(b)项）要求数据为特定、明确的目的而收集，不得以与这些目的不相容的方式进一步处理。但学习分析的价值往往恰恰取决于这种再利用：为课程管理收集的数据被分析以发现为机构战略提供信息的模式。数据最小化（第5条第1款第(c)项）要求只处理充分的、相关的且仅限于必要的数据——但预测模型通常在数据更多时表现更好，产生了最大化收集的结构性激励。透明度（第13-14条）要求告知个人自动化决策——但机器学习模型的复杂性往往使有意义的解释变得困难。
在PIPL下，学习分析面临额外的挑战。正当利益基础的缺失意味着大学在进行超出直接教育提供范围的分析时通常必须依赖同意。处理敏感信息需要单独同意的要求（第29条）可能因分析以揭示受保护特征的方式处理学术表现数据而被触发。数据本地化要求意味着由国际提供商运营的分析平台必须应对复杂的跨境传输规则。
Xue及其同事（2025）在对中文和英文媒体中高等教育人工智能隐私问题的分析中发现，虽然两种情境都将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考、学生数据安全和机构治理确定为核心关注点，但侧重点不同：西方报道侧重于个人隐私权，而中国报道更多地涉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创新与机构治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歧反映了两个监管框架之间更广泛的哲学差异。
Lachheb及其同事（2023）认为，在教育技术中维护学生隐私不仅需要关注政策和法律，还需要关注设计伦理——嵌入技术系统本身的原则。他们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帮助教学设计师评估设计模式是否无意中损害了学习者的能动性，建议无论是GDPR还是PIPL的合规都需要在设计阶段进行干预，而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Liu、Khalil及其同事（2025）探索了具有差分隐私机制的合成数据生成作为这一挑战的技术方法，使学习分析研究可以在不暴露个人学生记录的情况下进行。
欧盟《人工智能法》（第2024/1689号条例）于2024年8月1日生效，为欧洲大学增加了又一层监管义务。该法案将用于教育评估和监考的人工智能系统归类为附件三第三节下的"高风险"，要求进行合规评估、人工监督和技术文档记录。第5条第1款第(f)项禁止在教育环境中使用情绪识别系统（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2024）。
《人工智能法》与GDPR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分层的合规义务：部署人工智能评估工具的大学必须同时满足《人工智能法》对高风险系统的要求和GDPR对合法数据处理的要求。博科尼大学案件展示了未能满足后者的后果；《人工智能法》将从2026年8月起增加额外要求。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2025年的一份报告建议大学将其人工智能用例与该法案的风险类别进行对照映射，作为合规的第一步，并引用乌特勒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开发的治理模式作为参考框架（Rockefeller Institute 2025）。
中国在教育评估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反映了其行业特定的监管理念。中国不是通过单一的综合性人工智能法，而是通过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PIPL关于自动化决策的条款以及教育部指令的组合来规范教育人工智能。中国大学中人工智能监考和监控技术的使用虽然受PIPL同意要求的约束，但不面临欧盟《人工智能法》情绪识别禁令所施加的分类限制。这种监管不对称对为两个市场开发教育评估工具的技术公司具有实际影响：为中国设计的系统可能包含在欧盟被禁止的功能，反之亦然。
博科尼案件揭示了更广泛的紧张关系。远程监考系统——通常捕获网络摄像头录像、跟踪眼球运动、监控键盘和鼠标活动，并可能使用面部识别来验证身份——处理触发GDPR最严格要求的数据类别：生物特征数据（第9条）、自动化决策（第22条）和用户画像。在PIPL下，生物特征信息被归类为需要单独同意的敏感个人信息（第28条），但没有与《人工智能法》情绪识别禁令相当的分类禁止。结果是一个监管格局，同一项技术可能在一个管辖区合法而在另一个管辖区被禁止，取决于其具体能力和所援引的法律基础。
最严峻的合规挑战出现在中欧联合学术项目中，学生数据在其中经常跨越管辖区边界。一所与中国合作机构提供联合学位的欧洲大学必须在两个机构之间传输入学数据、学术记录以及可能的学习分析数据——这些传输必须同时遵守GDPR的国际数据传输要求和PIPL的跨境传输条款。
实际困难是相当大的。向中国的GDPR数据传输目前不能依赖充分性决定（欧盟委员会尚未认定中国提供充分的数据保护）。可以使用标准合同条款，但必须辅以传输影响评估，考虑中国的监控法律和政府数据访问条款——这种评估的结论可能是不利的。在另一个方向上，向欧洲的PIPL数据传输需要上述三种机制之一：CAC安全评估、标准合同或认证。
隐私未来论坛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指导（Zanfir-Fortuna 2020）虽然不直接适用于中欧背景，但说明了国际学术数据流的复杂性。该报告确定了国际大学必须解决的十个合规步骤，包括数据映射、法律基础识别、供应商管理和违规通知程序——每一个都必须适应GDPR和PIPL的要求。
这些挑战不是假设性的。中欧联合项目在近几十年来已显著扩展。中国拥有教育部批准的数百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其中许多涉及欧洲合作机构。欧盟的Erasmus+项目支持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欧盟-中国调优项目已在数十个机构之间对齐了学位结构。在这些情境中，管辖区之间的学生数据流都是常规和必要的——但这些流动的法律框架仍然碎片化且不确定。
学生招生方面出现了一个具体挑战。欧洲大学积极招收中国学生——在疫情前中国是欧洲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这一地位。在PIPL下，通过在线申请门户、在中国的招生活动或代理合作从潜在的中国学生那里收集个人信息的欧洲大学，正在处理中国居民的个人信息，因此受PIPL要求约束，包括获得中文同意的义务、提供符合中国法律的隐私通知，以及为将申请数据传回欧洲而遵循跨境传输框架。很少有欧洲大学调整了其招生做法以满足这些要求。
对于从事中欧合作的大学，我们确定了管理双重合规的四种实际策略。第一，在传输节点进行数据最小化：仅共享联合项目所需的最低限度数据，尽可能使用匿名化或假名化数据。第二，架构分离：为欧盟和中国的运营维护独立的数据系统，并为必要的数据交换设置受控接口。第三，合同框架：制定明确涉及GDPR和PIPL要求的双边数据共享协议，包括数据主体权利、违规通知和数据保留的条款。第四，机构能力建设：投资于跨越两个监管框架的员工培训和数据保护专业知识。
尽管这些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实证证据表明两个管辖区的大学都面临着巨大的准备度差距。在欧洲背景下，7DOTS（2024）关于81%的英国大学未能通过GDPR合规标准的发现与CMS执法追踪数据一致，后者显示25个成员国存在持续的违规行为。XL Law and Consulting的分析记录了45项针对教育机构的GDPR执法行动，平均罚款约为32,600欧元——与技术行业相比属于适度水平，但对预算有限的机构来说意义重大（XL Law 2023）。
XL Law and Consulting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一种部门模式：教育机构占所有GDPR执法行动的不到3%，平均罚款约为32,600欧元——而所有部门的平均值为180万欧元。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贡献了超过65%的针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执法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主动报告数据泄露并未使机构免于重大罚款，这表明积极的合规努力必须超越事件响应（XL Law 2023）。
在中国背景下，准备度差距以不同方式表现。虽然PIPL自2021年11月起已生效，但教育部门的执法不如技术和金融部门那样明显。重点放在了大规模处理数据的平台公司而非个别教育机构上。然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2025年1月生效）和跨境传输认证办法（2026年1月生效）表明，各行业——包括教育——的数据治理实践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关注。
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于2024年12月通过的第28/2024号意见涉及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部署中的数据保护问题，指出由于人工智能模型的记忆能力，GDPR适用于在个人数据基础上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EDPB 2024）。对于开发或部署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工具的大学来说，这一意见具有重要影响：即使是不以可识别形式存储个人数据的人工智能模型，如果它们可以被提示产生个人信息，也可能受到GDPR要求的约束。
基于我们的比较分析，我们为寻求应对GDPR和PIPL重叠要求的大学提出七项建议：
第一，进行全面的数据映射，确定所有个人数据处理活动、它们在GDPR和PIPL下的法律基础以及所有跨境数据流。此映射不仅应涵盖正式的学术流程，还应涵盖辅助系统：校园Wi-Fi分析、图书馆数据库、职业服务平台和校友管理系统。
第二，建立一个涵盖GDPR和PIPL要求的统一数据治理框架。虽然两部法律在哲学取向上不同，但其实际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在每个领域设计为满足两者中更严格要求的框架通常将实现对两者的合规。
第三，对学习分析采用"同意加"模式。由于PIPL缺乏正当利益基础使同意比GDPR下更为核心，从事国际合作的大学应建立满足PIPL标准的同意机制——这通常将超过GDPR要求，从而同时满足两个框架。
第四，在教育技术采购和开发中实施隐私设计。Lachheb及其同事（2023）关于教育技术设计伦理的框架提供了一个起点，EDPB关于人工智能和个人数据的指导也是如此。采购合同应明确要求供应商在适用时证明符合GDPR和PIPL。
第五，投资于机构能力。7DOTS（2024）和CMS（2025）记录的准备度差距反映的不是故意不合规，而是专业知识和资源不足。大学应指定具有教育数据和国际数据流专业知识的数据保护官，并为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提供定期培训。
第六，为与中国（或欧洲）合作机构的联合项目制定双边数据共享协议。这些协议应超越标准合同条款，涵盖教育数据的具体要求：学术记录、评估数据、学习分析和研究数据各自面临不同的合规挑战。
第七，积极监测监管发展。两个框架都在快速演变。欧盟《人工智能法》对教育人工智能的高风险要求将于2026年8月全面生效。中国的跨境数据认证办法已于2026年1月生效。欧盟委员会的充分性决定和CAC的标准合同条款均可能修订。将数据保护视为一次性合规工作而非持续治理职能的大学将不可避免地落后。
在教育背景下对GDPR和PIPL的比较揭示了一个悖论：两种世界上最全面的数据保护制度，都声称保护个人免受个人数据滥用，但在哲学假设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于遵守一个并不能确保遵守另一个。GDPR对个人自治、独立监督和目的限制的强调反映了欧洲的民主传统；PIPL对国家主权、集中执法和国家安全的强调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两个体系都没有在实践中可证明地实现充分的数据保护——欧洲执法数据记录了广泛的不合规，而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执法仍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大学而言，实际挑战在于应对这些重叠且有时相互冲突的要求，同时维持对现代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双重合规挑战不仅仅是法律技术问题；它反映了关于数据在教育中的角色、机构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在日益数据化的学习环境中有意义的隐私是否可能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一挑战的利害关系超出了法律合规的范畴。学生数据保护最终关乎信任：学生必须相信大学将负责任地处理其个人信息，学术记录不会被用来对付他们，学习行为不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监控，数据不会与他们未授权的方共享。当大学未能满足这些期望——无论是通过CMS执法数据记录的GDPR违规、不透明的学习分析系统，还是在未获得充分同意的情况下部署的监考技术——它们就侵蚀了作为教育关系基础的信任。
我们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方法都不能单独提供充分的模式。GDPR对个人权利和独立监督的强调为防止机构越权提供了重要保护，但其复杂性和执法差距削弱了其有效性。PIPL的集中执法和明确的合规路径提供了实际优势，但其从属于国家利益引发了关于其对政府监控所提供保护的质疑。将欧洲的权利导向原则与中国的监管效率相结合的综合方案——或者更为务实地说，一套使大学能够同时满足两个框架的实用指南——仍然是最有前景的前进道路。本文提出的建议代表了对这一综合方案的初步贡献，建立在大学在数字教育时代面临的具体数据保护挑战基础之上。
本研究在让·莫内卓越中心"EUSC-DEC"（欧盟资助 101126782，2023-2026年）框架内进行。作者感谢研究组1（中欧数字化监管）的成员对比较法律分析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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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与学的转型